‌刘田忠

河长，即一河之长，负责大江大河的治理，保障沿河沿江流域人民群众农业的正常生产和灌溉，兼具防汛和抗旱。中国古代王朝，高度重视农业生产，为加强江河治理，专门设置河长。

《续资治通鉴》宋纪，帝以河堤屡决，分遣使行视，发畿甸丁夫缮治。自是岁以为常，皆以正月首事，季春而毕。又诏开封、大名府、郓、渲、滑、孟、濮、齐、淄、沧、棣、滨、德、博、怀、卫、郑等州长吏，并兼本州河堤使。大意，老赵同志高度重视黄河治理，针对黄河连年决堤造成水患，分别派遣使者巡视黄河沿线，并发动京城附近的老百姓强制性劳役，加强对河道堤岸的修缮治理。每年以为制度，正月开始，三月结束。同时，下令黄河沿线各级政府官员，加强河道治理，兼任河堤使，俗称河长，形成“中央指导+地方落实”的防洪体系。

河长制度自古有之，大禹治水肇始。禹任“司空”治水，为水利管理之始，但职责涵盖百工，并非专司。西周时期‌“司空”成为“五官”之一，专管水利与土木，地位仅次于三公。汉成帝建始四年（前29年），任命‌王延世为“河堤使者”‌，标志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专职河官诞生。此后“河堤使者”“都水使者”“河堤都尉”等名虽异，实为同一职掌，均为中央派出的临时治河专官。

曹魏时，尚书台设“水曹”，置水部郎，为中央首设专门水利机构。西晋正式设立“都水台”，长官称“都水使者”，下设河堤谒者等属官，水利管理趋于系统化。南北朝沿袭此制，但因战乱频仍，河官时设时撤，治河事务不稳定。

隋代设“水部侍郎”隶属工部，又置“都水监”，形成“水部”（政策制定）与“都水监”（工程执行）并行的双轨体制。唐代沿袭，治河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，地方官员兼领河事；中央设都水监，曾置“河堤使者”，后改称“河堤谒者”。北宋延续唐制，并在熙宁变法中强化“河堤使制”，要求知州、通判定期巡堤，县令辅佐，转运使监督绩效。

‌北宋‌乾德五年（967年），赵匡胤诏令沿黄州县长吏兼任“河堤使”，明确地方防汛责任，明代‌治河机构以工部为主，总理河道事务，并可直接指挥军队治河；沿河巡抚以下官员皆负治河之责，组织统一，职权集中。

清承明制，设“河道总督”（简称“总河”），直接受命于朝廷，工部不干涉，官阶正二品，与总督同级。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因治河任务繁重，分设‌江南河道总督‌与‌河南山东河道总督‌，分别管理江南（今皖苏）及豫鲁地区的黄河与运河。河官选拔标准严格，除“熟悉治河事务”外，还要求‌身家殷实‌（因实行赔修制度）、‌吃苦耐劳‌、‌清正廉洁‌。

民国时期，面对频繁的水患问题，政府沿袭并改良了清代的河工管理制度，设立了如“导淮委员会”“黄河水利委员会”等专门机构（1933年国民政府正式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），由中央统筹重要河流的治理工作，负责协调流域内水利建设、堤防修缮与跨区域协作。地方县政长官常被赋予治河责任，组织民力修堤防汛，体现出“行政首长负责”的早期理念。对河湖的开发与治理，本质上是围绕‌围湖造田、筑堤围垸‌展开的资源争夺过程。由于泥沙淤积形成大量肥沃洲土，各地竞相围垦，导致“泥沙淤积—围垦扩田—湖面缩小—水灾频发—溃垸再筑”的恶性循环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河湖管理主要由水利、环保、农业等部门按职能分工负责，在防汛抗旱、水利工程等方面设置“堤长”“渠长”等临时性岗位。经过制度探索和实践演变，自2016年底起，全面实施‌河长制‌，主要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、系统推进河湖生态保护，构建“五级联动、科技赋能、共治共享”的河湖治理新格局。五级河湖长体系‌：建立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五级河湖长，全国累计设立各级河湖长超‌120万名‌，其中村级河湖长（含巡护员）达90万名。党政双总河长制‌：31个省份全部设立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的“双总河长”，压实“一把手”治水责任。法律保障强化‌：青海、浙江等地出台《河湖长制条例》等地方性法规，推动制度从政策层面向法治化迈进。

新时代河长制聚焦六大重点任务，形成全链条治理闭环：水资源保护‌：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保障生态流量。水域岸线管理‌：依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，整治“乱占、乱采、乱堆、乱建”问题。水污染防治‌：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，强化工业、农业、生活污染源管控。水环境治理‌：提升地表水质量，国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持续提升。水生态修复‌：实施湿地恢复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工程。执法监督‌：开展联合执法，打击非法采砂、电毒炸鱼等行为。

经过数十年持续治理，我国河湖面貌得到历史性改善。地表水水质优良率‌领跑全国‌，多个省份断面Ⅲ类以上比例超95%。滇池水质由劣Ⅴ类提升至Ⅳ类，洞庭湖江豚种群重现，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。全民参与氛围浓厚，民间河长、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，形成“人人护河”新格局。

‌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”‌。江河万古，逝者如斯，河长永在，人民江河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