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田忠

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指的是仗义执言、拔刀相助的的多半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一般老百姓，他们往往依据的、知道的就是那么几句道理，却作出非凡之举，而那些有知识、有文化的却凭借自己拥有的知识百般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推辞责任，往往做出违背良心、背弃情义的事情。这句感慨有故事可寻。

相传，明朝一些皇室宗亲骄横跋扈，喜欢养斗犬用于宫廷赌博娱乐。他们的家奴也依仗皇亲的势力，经常带着斗犬到大街上耀武扬威，甚至放任斗犬撕咬路人，百姓和官府都敢怒不敢言。一天，皇亲的家奴又带着斗犬上街，一位秀才被斗犬攻击，眼看就要命丧狗口。这时，一位杀猪佬（屠夫）挺身而出，手起刀落砍死了斗犬，救下了秀才。然而，皇亲的家奴却将屠夫捆绑起来，连同死狗一起送到官府，要求判屠夫死罪。时任官员刚正不阿，判屠夫无罪，并判皇亲赔偿秀才医药费。然而，皇亲不甘心，暗中贿赂并威逼秀才改口供，诬陷屠夫。再审时，秀才贪图财物，出卖了屠夫。官员勃然大怒，拍案而起，最终揭露了真相，还屠夫清白。故事中，屠夫与秀才形成鲜明对比，我们不妨走进《古文观止》的最后一篇明张溥所作的《五人墓碑记》深切体会下这句感慨。

五人者，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于义而死焉者也。至于今，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，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；且立石于其墓之门，以旌其所为。呜呼，亦盛矣哉！

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没不足道者，亦已众矣；况草野之无闻者欤？独五人之皦皦，何也？

予犹记周公之被逮，在丙寅三月之望。吾社之行为士先者，为之声义，敛赀财以送其行，哭声震动天地。缇骑按剑而前，问：“谁为哀者？”众不能堪，抶而仆之。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，公之逮所由使也；吴之民方痛心焉，于是乘其厉声以呵，则噪而相逐。中丞匿于溷藩以免。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，按诛五人，曰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，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。

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，买五人之头而函之，卒与尸合。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。

嗟乎！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？且矫诏纷出，钩党之捕遍于天下，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，不敢复有株治；大阉亦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

由是观之，则今之高爵显位，一旦抵罪，或脱身以逃，不能容于远近，而又有剪发杜门，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贱行，视五人之死，轻重固何如哉？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，赠谥褒美，显荣于身后；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，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。不然，令五人者保其首领，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？故余与同社诸君子，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，而为之记，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。

贤士大夫者，冏卿因之吴公，太史文起文公、孟长姚公也。

《五人墓碑记》，五人者，“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于义而死焉者”。这五位烈士是因为蓼洲周公被逮捕入狱，激于义愤而死的。蓼洲周公，周顺昌（1584年-1626年），字景文，号蓼洲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周顺昌于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中举人，转年进士，除福建推官。天启中征授吏部主事，迁员外、郎中，力杜请事，抑侥幸，有清操名。五人者，苏州市民颜佩韦、周文元、马杰、沈扬、杨念如。史载颜佩韦“生平任侠。意气粗豪，闪烁同光，不受尘埃半点；淋漓血性，颇知忠义几分”“年年花酒阖间城，不爱身躯不爱名。说到人间无义事，槌胸裂皆骂荆卿”。他和周文元、马杰、沈扬、杨念如等五人皆为”一生落拓，半世粗豪，不读诗书，自守着孩提真性；略知礼义，偏厌那学究斯文”的市井人物。文中也提到五人“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”。可见，五人都是没有读过多少书、懂得多少大道理的老百姓，与杀猪佬屠狗辈一般。

明朝末年，宦官魏忠贤专权，阉党当政。他们网罗党羽，排斥异己，欺压人民，形成了“钩党之捕遍于天下”的局面。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周顺昌等东林党人，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，斗争非常激烈。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，奋起反抗，发生暴动。事后，当局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，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，挺身投案，英勇就义。次年，崇祯皇帝即位，罢黜魏忠贤，魏畏罪自缢，阉党失败，周顺昌得以昭雪。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，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，称为“五人之墓”。明代文学家张溥于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创作这篇碑文。

相比五位屠狗辈激于义而死，面对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作者在文中感叹！

大阉，魏忠贤（1568年—1627年12月11日），字完吾，北直隶肃宁（今河北沧州肃宁县）人，明朝末期宦官。明熹宗时期，魏忠贤出任司礼秉笔太监，掌管特务组织东厂，极受宠信，被称为“九千九百岁”，排除异己，专断国政，以致人们“只知有忠贤，而不知有皇上”。又与熹宗乳母客氏交好，在朝中结党营私，把持朝政，卖官鬻爵，加速了晚明社会的溃败。

在掌握“刀把子”的高压统治面前，那些身居高位抗争特权不改志节的官员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个人？相对于大部分官员与魏忠贤阉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而言，颜佩韦等如屠狗辈一般的市井老百姓却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？这又是什么缘故呢？实在是鲜明对比！

作者进一步指出，今之高爵显位，一旦抵罪，或脱身以逃，不能容于远近，而又有剪发杜门，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贱行，视五人之死，轻重固何如哉？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，一旦犯罪受罚，有的脱身逃走，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；也有的剪发毁容、闭门不出，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，他们那可耻的人格，卑贱的行为，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，孰轻？孰重？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

五人者保其首领，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？如果他们五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，尽享天年，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，在墓道上扼腕惋惜，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？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！作为芸芸众生庸庸碌碌的我们，与屠狗辈一般，应该好好想一想，思考一下，人的生死意义重大，究竟人的一生该如何过？如何生活，又如何死去，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！

司马老先生讲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为人民利益而死，就比泰山还重；替法西斯卖力，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，就比鸿毛还轻。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！

泰山乎？鸿毛乎？